《西京杂记》中记载，西汉时，赵飞燕与妹妹赵合德同时受到汉成帝宠幸，赵合德为了缓和姐妹争宠的紧张形势，呈送给赵飞燕一批精美礼物，其中有一件“金错绣裆”。古老的服装名称似乎显得难以理解，其实，翻译成今天的说法，“金错绣裆”就是贴有金箔花纹的绣花坎肩。

裆是“裲裆”的简称，意为坎肩儿、背心。“错”则借用当时金属镶嵌工艺的习惯用词，转而形容以金箔贴饰服装的做法。因此，按照《西京杂记》透露的信息，早在西汉时代，贴金工艺就已经运用在皇家服饰中。

到东汉时代，贴金服饰在上层社会日渐流行，至三国魏晋南北朝，这一装饰手法迎来了鼎盛时期。所谓贴金、贴银，就是把成片的金箔、银箔直接贴到服装的表面，形成反射金色与银色光芒的花纹。黄金、白银之所以可以直接贴到丝绸的表面上，是因为这两种贵金属具有超级良好的延展性，熟练的金工可以通过特定的工序与技巧，把金片、银片一点点捶打成极薄的金箔、银箔。晋人陆翙《邺中记》记载，十六国时，后赵国主石虎的仪仗扇贴有金箔，就是“薄打纯金如蝉翼”，当时已经能把黄金捶打到蝉翼一般薄的程度。正是因为有了如此成熟的金箔制造工艺，贴金银衣裙才成为汉代以来中国贵族服饰的重要装饰手法，也让自汉至宋上千年间的华美衣装金光烁芒，银辉流溢。

图为黄升墓出土上衣

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，仍是借用金属镶嵌工艺的用词，把服饰上贴金银的工艺称为“镂薄（箔）”、“镂金”、“镂银”、“金银饰镂”、 “镂金银薄（箔）”等。因此，在阅读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时，一旦见到这类描绘，就该明白，文意是指贴有金箔或银箔的华丽服饰。如庾信《春赋》中“镂薄窄衫袖，穿珠帖领巾”，是在描写一位女子服装异常华贵，衣袖上贴有镂刻成花纹的金箔，领巾则钉着颗颗珍珠作为点缀。

非常珍贵的，在新疆的考古发掘中，尉犁县营盘等处的汉晋古墓出土了那一时代的多种贴金服饰实物，包括贴金的袍、衣、裙下摆、衣褶残片，也包括完整的贴金绮夹襦，让我们得以亲眼看到“镂薄”的精彩动人。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是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出土男尸的身上服饰，在红地对树人物双面罽袍的领口之内，露出内衬的淡黄绢袍，这绢袍的前胸装饰用小片金箔贴出穹形花纹；同样的，在男尸足袜的绢面上，也有金箔贴成的花纹。在十几个世纪之后重见天日，这些金箔依然光芒夺目。神秘墓主一身的罽袍、绣裤，本来就已经非常精致、华丽，贴金的光辉，闪烁在这一身完整的、闪烁着多种文化传统的珍贵服饰上，就像是昔日的高贵与荣耀的一次沉默的凯旋。

图左为营盘墓地15号墓出土贵族局部；右为新疆汉晋墓中出土的贴金衣褶。

在这些实物上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时期，是把金箔剪成几何形状的小片，按照预定的设计一一贴到衣料面上，组合在一起，形成菱形、三角等复合图案。赵飞燕从妹妹那里得到的贴金绣花坎肩，大致就是这样的风貌。

镂薄工艺同时也称“金帖”。 所以，温庭筠《菩萨蛮》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一词描写一位女性晨起梳妆，打扮妥当之后，开始穿上华丽的衣裙：“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”当时的人一看就明白，这里呈现的是一件采用贴金工艺的短上衣，在前襟上，一左一右，一对用纯金箔贴出的鹧鸪纹辉光芒丽。

入宋以后，同一工艺改称“贴金”。 1975年发现的福建福州南宋黄升墓中，出土了带有贴金饰的宋代女装实物，由之我们可以观察到，到了唐宋时代，贴金箔、贴银箔巧妙地与凸版印染技术结合到一起，其具体过程为：

把刻成各种图案的凸版（阳版）涂满胶液，先在织物上印出胶液的花纹图案，然后贴上金箔，再去除多余部分，就形成了金箔的花纹。

图左为宋代佚名画家绘《杂剧图》中的女演员；右为营盘墓地15号墓出土贵族遗体上袜部的贴金。

利用这一方法，金箔可以在织物上显影成任意形状的图案，工匠也就随心所欲地利用金箔来进行艺术创作。

实际上，黄升服装上的贴金印花，就是宋代花鸟画的高度成就的微缩版，例如一条褐色牡丹花罗镶花边夹衣，其长长的领条上，婉转生动的牡丹、芙蓉、山茶等花纹，与今日所见宋人花卉小品同样传神，但是，这衣上小品的花与叶，都是用金箔贴成，其上再加以彩绘。看着它，我们足以完美地领会“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”当年在清晨阳光中的视觉效果。可以确信，温庭筠笔下晚唐美人短袄上的金鹧鸪纹必是移用了活泼、健劲的唐代花鸟画，是一幅金色的花鸟小品，如同花影移墙一般，清晰地显影在美人的身前。

到了明清时代，随着金泥、金线绣以及织金锦等工艺的后来居上，古老的贴金工艺反而失去了优势，退居小配角的地位。一般是将金箔剪成窄条，贴在衣边、鞋口等地方，起一点装饰作用。在清代，随着时尚风气的转换，贴金几乎从贵族服饰中彻底消失。《红楼梦》中有那么多的盘金等金线绣的服饰，以及织有金线的锦、刻丝等高级衣料，但是金箔却只能以“掐金”的形式，化身为窄窄的细条，作为花纹外缘的边饰，偶尔露脸在袜、鞋上。